今天是:
设为首页  |  加入收藏
网站首页|单位概况|通知公告|工作动态|纪检新闻|宣传教育|法规制度|作风建设|警钟长鸣|资料下载|廉政文化
李春成:法治中国建设的内... 06-12
徐孟洲:如何实现法治与德... 06-12
郑长忠:以法治为现代国家... 06-12
杨开忠:打造国家区域治理... 06-12
于建嵘:如何提高农村基层... 06-12
更多>> 
请输入要搜索信息的内容!

地址:陕西省汉中市朝阳路陕西理工大学纪委办公室
邮编:723000
电话:0916-2641591
Email:jiw@snut.edu.cn

 
宣传教育
全球化时代的职业型政府——西方职业化治理经验对中国的启示
2015-06-12 17:35 《国家治理》周刊  审核人:

原标题:全球化时代的职业型政府——西方职业化治理经验对中国的启示

  阅读提示:

  如何实现全球化下的职业治国。这是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。无论拥有怎样的历史传统和文明价值体系,谁也无法置之度外。

  职业化治国与其说是能力,不如说是一种思路。已在这条路上摸爬滚打了三十余载的中国,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经验,也要汲取其教训。

  一个全球化下的职业型政府,应该首先是一个充满好奇心、渴望与世界交流学习的政府;同时也应该是每日三省、敢于向既得利益集团宣战,敢于趟深水、敢于断腕的政府。

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苏联解体,冷战落幕。西方政治学界就未来世界的格局,展开了后冷战时期的第一场论战。这场争论,可被称为“文明的冲突”与“历史的终结”的对话:论战一方的代表人物为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·亨廷顿。亨廷顿认为,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太平,以“主义”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对抗,将被以“文明”为单位的对抗所取代。亨廷顿将世界分为七大文明圈,认为不同文明圈下生活的人们,具有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。文明间的不同不可调和。

  论战的另一方,代表人物为弗朗西斯·福山—— 一位以新保守主义者自居的日裔美国外交官。与亨廷顿不同,福山对世界的未来持乐观态度。福山的乐观,来源于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信心满满。福山认为,经历了二十世纪两次大战的洗礼和冷战的考验,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体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。

  悲观与乐观、冲突与终结,论战双方的观点看似南辕北辙,但激辩却掩盖了双方的一个更根本的共同点:无论亨廷顿还是福山,都是从西方的视角看世界。冠名虽有不同,但双方都从西方的立场出发,强调东西方的冲突,坚信不同文明或价值体系的不可妥协、不可融合。世界的未来,你死我活、非此即彼。从这个角度讲,亨廷顿与福山的争论,变成了大同小异。

  二十多年间,人们对未来的争论仍在继续,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,一个新观点尤其引人关注。此观点认为,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,美中之间的对抗,已远远超越了两国对抗的范畴,演变为以两国为核心的价值体系、发展模式在全球的竞争,即“华盛顿共识”对“北京共识”。仔细度之,不难发现这种观点不过是九十年代那场辩论的升级版:西方的视角没有变,怀疑和敌意没有变,此心态下对冲突和对抗的预见,更没有变。正所谓“新瓶装老酒”。

  就在学者们对未来进行着形而上学的讨论时,窗外的世界也在静悄悄而又无可争辩地改变着。与学界高分贝的激辩不同,这些每天都发生着的变革更像火山熔岩,每一刻的流动虽然缓慢,但汇聚一起,就成了无比壮观、不可阻挡的铁流。对于这场宏大的变革,不同地方的人们感同身受,给出了惊人的共同答案:全球化。具体的描述虽有不同,但人们普遍认为,借助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通讯技术革命,全球范围的人与人、物与物、思想与思想的交流,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,而且每时每刻都在继续深入。全球化是事实,是状态,但更是潮流。大潮翻涌下的人们,不管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,有着多么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历史传统,命运日益被捆绑在一起。世界俨然已成为全球化大洋中航行的一支浩浩荡荡的舰队,各国如同一艘艘轮船,虽有大有小,但大潮下前进的方向只有一个。视潮流而不见者,其命运只能是成为汪洋中的一叶孤舟。

  如果将学者们对未来标签式的讨论,置于全球化的情境下,我们会忽然发现,终结派也好,冲突派也罢,因其对文明、价值体系间不可协调性的秉信,在某种意义下都成了极端的声音。全球化带给人们的,不是非此即彼、非黑既白,而是共同挑战与共同命运。既然命运已成一体,开展文明与价值间的对话,寻求其相同和相通点,就成了必然的理性选择。逆全球化的潮流去追求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,其结果只能是满盘皆输。从这个角度讲,对话、沟通和打造共同繁荣,是人类对未来唯一负责的选项。全球化拒绝文明孤岛,跨文明对话势不可挡。

  清楚了跨越文明的必然性,下一个问题自然是怎样跨越。今天各国面临的同一道难题,就是如何在全球化下实现有效治理,如何打造一个能因应复杂变化的全天候、前瞻型、高效率政府。说到底,就是如何实现全球化下的职业治国。这是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。无论拥有怎样的历史传统和文明价值体系,谁也无法置之度外。

  命题虽大,答案早有线索。其实,对于“职业治国”这一应对,西方的学界早就提供了理论准备。在国际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,认为国家间的真正区别,不是意识形态,而是能力大小。当年,在这一理论驱动下,小球推动了大球,中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,而美苏也实现了既对抗也对话的“冷和平”。冷战虽已终结,但能力对一个国家的决定性作用,在今天的世界依然适用。

  过去的三十余年,中国在发展自身能力的道路上,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。不可否认,作为职业化治国的后来者,中国首先要放下身段做学生。与各国,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流中,理应保持一份谦虚。职业化治国与其说是能力,不如说是一种思路。已在这条路上摸爬滚打了三十余载的中国,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经验,也要汲取其教训。正反两面都看,才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提高治理的职业性,是一个动态、不进则退的过程。谁自满,谁就会落后。

  结合西方职业化治理经验来看,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点:其一,政府职业化管理的能力并非一蹴而就,亦非单向车道。躺在昔日的功劳册上固步自封,就会迷失落后。历史上我们曾经在这方面吃过大亏。而今天,中国既要以西方为师,也要以西方为镜。其二,全球化给政府职业化管理带来更大的挑战。如何规避全球化的风险,同时收获全球化的利益?比具体政策更重要的是思路。全球化下,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自身。作为掌舵的船长,政府必须要有开放的视野。换句话说,就是政府一定要秉持开国的方针。中国的几代领导人,都强调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”,也是这个道理。“开放”绝不只是国门打开,外界争相涌入那一刻。“开放”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思维和一种持续的状态。如果丧失了这个思维,已经开启的门会渐渐关闭,已经培养出的斗志会渐渐丧失。这个警钟,应该在各国政府的决策者头脑中长鸣。

  一个全球化下的职业型政府,应该首先是一个充满好奇心、渴望与世界交流学习的政府;同时也应该是每日三省、敢于向既得利益集团宣战,敢于趟深水、敢于断腕的政府。“治国平天下”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旅途。只有永远把自己当作刚刚上路的行者,才能不断谦虚谨慎地前进。这个道理,对中国是这样,对世界亦然。

关闭窗口
 

读取内容中,请等待...

 

 
 

陕西理工大学纪委办监察处  版权所有

联系地址: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一环路陕西理工大学(南区) 联系电话:0916-2641591 0916-2641897

邮政编码:723000  电子邮箱jiw@snut.edu.cn